我叫周国康，1939年1月出生，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11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新坝公社、正远公社、高台县直属党委、高台县革委会政治部、高台县委、县革委会办公室、高台县民政局、高台县委办公室、高台县民政局、高台县政府办公室、高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高台县人大常委会等多个部门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1999年7月退休，为党和人民工作38年。38年的工作中，至今令我最为难忘的，还是在担任县民政局长期间的一些工作经历。一是因为我曾先后2次担任了县民政局长，第一次是1975年6月至1977年12月，第二次是1981年2月至1983年10月；二是在第二次担任县民政局长时，在全省扶优扶贫布点会议上，就扶优扶贫工作立过军令状，完不成工作任务申请自动辞去县民政局局长；三是还是在第二次担任民政局长期间，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领导肯定，有幸出席了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
一
1975年6月，我从县委、县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岗位上被调到县民政局任局长。刚到民政局工作，工作内容和工作对象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民政工作的对象不是“盲聋哑痴呆傻”、就是“老弱病残孤寡”，还有就是被誉为曾经“最可爱的人”和“最可爱的人”的亲属们，可以说，民政工作的对象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最可爱的人”、一种是“最可怜的人”。
为了把党和政府的政策，落实到这些特殊群体身上，我动过好多脑筋，也想过许多办法。上任后，民政局就4个人，工作上人少事多，我还是民政工作的外行，为了把民政工作做细做好，我没有忙于给民政局干部布置工作任务，而是深入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了解情况，到民政优抚对象家中倾听他们的诉求，进一步摸清优抚对象的生产生活状况。
上世纪70年代全县没有几辆汽车，部门、单位领导干部下基层到公社、大队调研，大部分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我为了了解到更多的基层情况，就经常骑自行车或步行到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大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去，要到黑泉公社、盐池公社、罗城公社去就和单位同事一起走。如果到盐池、罗城公社去，从县城出发，先到宣化公社和大队了解情况，晚上赶到黒泉公社，了解完黑泉公社情况，住上一晚上，第二天再到大队了解情况，天黑前再赶到盐池公社，盐池公社办完事后，再到罗城公社，这样下一次乡，来回得一个星期，那时候工作一个星期是六天，周日休息一天。
深入公社、大队、生产队和优抚对象家中了解情况后，迫使我一定要下决心做好民政工作，要把党和政府的政策落实下去，以便改变改善民政工作对象和优抚对象的生产生活状况。后来随着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下乡不再骑自行车了，但是我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到退休。
二
第二次担任民政局长时，就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了，改革开放后，由于落实了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逐步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一部分人开始富裕起来，但是仍有一部分农民，由于缺乏劳力、资金和生产技术等原因，在生产生活上仍然存在着困难，为了使这一部分贫困户摆脱贫困，走上劳动致富的道路，上级要求民政部门要广泛开展扶贫工作。
开展农村扶贫工作，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贫困面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民政部门在农村救灾救济工作开辟的一项新工作。主要是，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八部委《关于认真做好扶助农村贫困户工作的通知》精神，1982年12月，国家经委、民政部、财政部等九部门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扶助农村贫困户的通知》，从此，农村扶贫工作向全社会各部门共同配合、通力协作的方向发展。
1983年8月19日，省民政厅在兰州召开了全省扶优扶贫布点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我看到其他县的民政局都在向省民政厅递交报告，争取项目和资金。我就利用休息时间，根据这次扶优扶贫布点会议通知，结合自己了解到的我县优抚对象情况，写了一个争取项目和资金的报告，报告请求省民政厅把高台县列为扶优扶贫试点县。会议分组讨论时，我的发言给会议民政厅领导留下了印象，特意安排我进行会议交流发言。我就代表高台县民政局在会上进行了表态发言：“给高台县布个扶优扶贫点，解决我县优抚对象摆脱贫困问题，我保证，纳入帮扶的优抚对象，三年内，人均收入全部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如果三年没有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我就自己主动向组织部门提出辞去民政局长职务。”我的发言，引来了与会同行赞许的掌声，也得到了省民政厅领导的肯定。省民政厅厅长田沛森在会议结束时讲话，点名表扬了高台县民政局，田厅长说：“我们的民政干部还是有魄力、有能力、有奉献精神的，他既然在会议上敢立自动请辞的军令状，相信他就有办法让优抚对象贫困户脱贫。”
在这次会议上，我县被省民政厅列为“农村优抚类”布点县。对我县烈士军属、复员退役军人贫困户418户、2215人优先扶持，其他贫困户给予重点帮扶，省民政厅决定给予帮扶资金10万元。
会后，我们接到省民政厅的通知，我县被确定为省民政厅的联系点，省民政厅副厅长朱瑜曾经先后2次到高台县调研民政工作和扶优扶贫工作。在和朱瑜副厅长的交谈中，我又向朱瑜副厅长提出了新要求：“如果我们定的扶贫目标实现了，请求省民政厅给高台县民政局奖励电视机1台，让民政局的干部通过收看电视新闻，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全国情况。”
从兰州回来后，我认为自己既然在会议上立下了军令状，就要想办法完成工作任务，于是我就找当时的县政府分管领导汇报了参加全省扶优扶贫布点会议精神和自己的工作思路和打算，在县政府分管领导的支持下，经县政府领导同意，决定召开全县民政工作会议。
1983年8月25日至8月28日，全县民政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上，由我传达了全省扶优扶贫布点会议精神，并又一次学习了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安排部署了全县扶优扶贫工作。通过这次会议，在全县掀起了一个全面动员、上下结合、集中力量，狠抓了扶持优抚对象贫困户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规划和帮扶工作的高潮。
全县民政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公社成立了扶贫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有一名副书记或副主任任组长，成员有民政助理员、武装干部、共青团、妇联干部和公社供销社、粮站、信用社的负责同志参加。领导小组定期检查扶贫工作，常抓不懈，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各大队也及时调整充实了民政小组，有一名副书记或大队长担任组长，专门负责抓好扶贫工作。
县、公社抽调50名干部和大队、生产队干部一起深入优抚对象家中调查摸底，帮助制定发展规划。巷道公社除去集中人力、集中时间，积极开展宣传教育的办法外，他们还抽调18名公社干部，深入到12个大队，进行包片包队，仅用10天时间，做了13800多人的工作，逐户走访了233户优抚对象家庭，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许多优抚对象深受感动，他们说：“党和政府优待我们，现在又来扶持我们，一心要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要鼓起劲来，鼓励亲人安心服役，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勤劳致富。”
经过调查摸底，全县符合扶持的优抚对象452户，2439人，其中：烈军属7户，41人；军属108户，668人；流落红军2户，8人；复员军人108户361人；退伍军人227户，1091人。发展意向方面，购买农具的20户67件，购买大牲畜的198户198头（匹），养猪的162户211头，养鸡的160户11425只，养羊的70户278只，购买小型机械的32户32件，造林60户7200株，发展服务业加工业、蔬菜种植的17户。共需资金170726元，省民政厅投入民政资金101967元，其他68759元，通过农业银行贷款，扶持户自筹解决。
通过发展以上项目，预计1984年帮扶对象经济收入将达到163615元，人均67.98元，户均365元。
南华公社在制定扶持户发展项目的同时，帮助各户制定了1984年生产计划。全公社44户扶持对象要从前一年总收入56923元，增加到85723元；人均收入249元，也要每人增收100元。南寨子三队的复员军人于文忠，家庭7口人，4个劳力，承包土地20.6亩，只有架子车一辆、一匹老马。制定扶贫计划时，按照他家缺乏生产资料的情况，计划给他扶持小胎皮车1辆，资金390元，考虑到小胎皮车不是当年受益的东西，公社、大队和帮扶联系人，帮助他把资金和剩余的劳动力投放到发展生产上，抢种一茬大秋作物增加收入。
到1983年9月底，全县已普遍建立部门包公社、大队，党员干部包贫困户脱贫工作责任制，我县是最早实行领导干部包挂帮扶户开展脱贫致富活动的县。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同确定的贫困户开展结对帮扶，实行“六包一定”即包项目落实、包资金使用、包传递信息、包技术辅导、包经济效益、包生活安排，定脱贫期限。
宣化公社台子寺大队军属王会明享受扶持资金250元，自筹一部分购买了1辆小胎车。以前家里只有一辆架子车，拉土运肥的活干不到人前面，买了小胎车后，效率提高了，干起活也有劲了。1983年他的人均纯收入249元，1984年达到349元，增加100元。黑泉公社沙沟大队的老复员军人史开明，1982年人均收入208元。史开明用扶持资金养鸡200只，养猪3头，仅养鸡养猪的纯收入就达到358元，人均增加60元。1983年收入计划达到432.4元，比上一年增加224.4元。
帮扶工作开展两个多月后，我又组织人员对帮扶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向省民政厅上报了《关于帮助优抚对象贫困户制定脱贫规划工作情况的报告》，详细报告了帮助优抚对象脱贫致富情况。10月底我就被调到县政府任办公室任主任了。
在这里，我要向我的继任者和同事表示感谢，是他们承担了本来有我承担的责任，是他们兢兢业业，不辞辛苦的按照上报的《帮扶优抚对象脱贫工作规划》，组织县、乡、村、社干部，深入帮扶户家中，一户一户、一件一件抓落实，帮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到了年底，县政府召开专门会议，对扶持优抚对象脱贫致富工作进行了总结。
1983年12月17日至19日，全县扶持优抚对象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座谈会召开。县长孙之美、副县长郭尚俊参加了会议。
会议总结了扶优扶贫工作开展情况，4个月来，县民政局从省民政厅下拨投资中拿出10.2万元，帮助优抚对象发展生产。据统计，帮扶对象购买皮车13辆、小胎皮车31辆、架子车60辆、手扶拖拉机11台、钢磨10台、猪161头、羊196只、鸡1294只。办起加工行业4所、服务行业6个。
1986年3月，全省扶优扶贫工作表彰会议在景泰县召开，会议表彰奖励了3个扶优扶贫先进集体，高台县人民政府榜上有名，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高台县人民政府被确定为全国双扶工作表彰会议先进集体。
三
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于1983年4月9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基层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有幸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万里的亲切接见。
在这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我聆听了民政部部长崔乃夫作的《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为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而奋斗》工作报告。报告向我们指明了新形势下民政工作的目标并提出了工作要求，民政部门的任务是负责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工作。民政部门要通过做好以上工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改善优抚、救济对象的生活，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建设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认为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是开得好，解决了民政工作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在北京我看到了《人民日报》一篇报道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的文章，题目是《进一步做好民政工作》，文章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把民政工作列入党政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民政部门的工作汇报，对重大问题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决定。民政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对重要的民政工作任务，各级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协作，务求落实。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民政干部的调配和充实问题。”我深深感觉到，全国民政工作的春天来了，当时就觉得浑身都是干劲。
我参加完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回来后，立即向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汇报了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和自己参加会议的体会，为了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政工作，我建议县政府召开一次全县拥军优属工作会议。一是传达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二是为民政工作者和民政工作对象安排工作任务。
1983年5月13日至15日，全县优抚对象先进个人和拥军优属工作先进单位代表表彰会议召开。副县长李春生致开幕词，副县长陈其贵作工作报告，我作为县民政局局长传达了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县长吴毓恭在会议结束时到会讲了话。
会议表彰优抚对象先进个人101名，拥军优属、优抚工作先进单位20个，先进个人10名，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131名，特邀代表10名，会上有6个先进单位、5个先进个人介绍了经验。
这次全县优抚对象先进个人和拥军优属工作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开创了我县双拥工作的新局面，提振了民政工作者的工作信心，为民政工作，特别是双拥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我离开民政局后，我的继任者，认真贯彻执行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狠抓了双拥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1984年8月，我县被省政府表彰命名为“双拥工作先进集体”。这次会议，为我县后来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县”三连冠奠定了基础。
我的工作调动非常突然，当张掖行署民政处得知县委要调动我的工作的消息后，给省民政厅领导进行了反映，省民政厅专门打电话给张掖地委、行署，要求暂时不要调我离开县民政局，说这位同志适合在民政系统培养。县委书记夏培生接到地委的电话时，我工作调动的事情已经上过县委常委会，通知也下发了，形成了现实，已经无法改变。虽然对民政工作恋恋不舍，但是也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了。后来我才知道了调整我工作岗位的原因。在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新形势下，张掖地委对我县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需要一个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领导觉得我比较合适，就把我从民政局调到了县政府办公室。
在民政局长的岗位上，我先后干了五年多。现在已年届八十，但回想起那几年的工作经历来，却依然很清晰，记忆很深刻。
文中所列的具体的数字资料和有关会议资料，均为笔者翻查旧档案获得，并与讲述人进行过核实。对于全县优抚对象先进个人和拥军优属工作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相关情况，笔者还曾于2017年7月采访过当时担任宣化公社武装部部长范玉忠，他对当年的扶优扶贫工作仍有深刻记忆。根据范玉忠回忆：“宣化公社分配到扶优扶贫资金2万多元。宣化公社扶持的典型有高占祥、范福新等，每户给予的扶持资金250-300元不等，但在当时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范玉忠回忆说：“当时县、乡领导都有自己的帮扶对象。县政府和各公社签订了帮扶责任书。帮扶工作结束后，县政府对帮扶工作事迹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我作为宣化乡评选出的先进个人，也受到了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