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学才，出生于1943年12月27日（农历），小学文化，南华镇大庄村三社人。我从1963年开始担任生产队副队长、记工员，1964年在本村小学担任半耕半读教师，1965年社教运动开始后，在时任南华乡党委副书记王加顺同志的建议下，于1969年开始担任本村文书，掌管大队、生产队和学校的财务。1971年3月，本人担任大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兼三队队长。那时的粮食产量原本都很低，亩产才200多斤，尤其我们大庄三队，是全县有名的贫困落后队。一年下来一个工分一毛钱都投不上，还要倒欠三分钱，原因是贷款太多。直到大包干的时候，我们每户还分摊了一百多块钱的贷款。1969年底，我们队分粮的时候，每人70斤小麦，几百斤包谷，还有一些高粱。大家都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我的老婆子都差点饿死。当时的社员上地，都想方设法着要弄上些粮食拿回家，因为还有人检查，社员都把裤腿扎住，把衬衣塞到裤腰里，往往“出门是小肚子，进门是大肚子。”
那时的生产条件也差。我曾经这样总结汇报过我们村的生产情况：种时种一块，收时收四拐（角），种的是长田地，浇的是空沟水！我们公社的党委副书记王加顺曾经这样描绘麦田里杂草的长势：远看芦苇荡，近看燕麦湖，蹲下看是栽纹毯！他曾经号召我们发扬“一个羊粪蛋”的精神，让我们夏天搞高温堆肥，每人五百斤的积肥任务。社员于是“早晨垫起来，后晌起出来”，在圈里积肥，里面青草、辣辣秧、甘草秧、树叶子都有。由于没经过充分发酵，上到地里的全是草籽儿，不但不增肥力，反而让杂草把肥力吸收光了。
生活条件不好，人的体质也普遍差，就连牲畜也一样，吃不上个啥好吃的，光拉稀。老百姓自嘲道：“人喝的汤，牛吃的秆，羊羔子吃的是腐（wŭ）马莲，猪娃子的尻（gōu）子上吊的是手榴弹！”
那时县上提出的目标是：粮食亩产要上纲要（亩产400斤），过黄河（亩产500斤），跨长江（亩产600斤）！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这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我原本在小学教师岗位上，每月可以领15块钱的工资，而当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工资没有了，只能靠参加生产劳动来挣工分，我心里还是很不情愿的。我尤其不想兼任三队的队长，但领导说我就是大庄三队的人，我当上最合适。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
当时，县人武部在我们南华包挂两个村，一个是最先进的——南岔，另一个是最落后的——大庄。南岔本来就先进，他们也没花多少精力，到年底仍然是先进；而我们大庄，人武部把部里的科长、干事都调来抓了一年（1970年），也没有见效。于是，县人武部的杜部长得出以下结论：头年只能摸摸底，第二年来咧鼓鼓劲，第三年才能见效！
我刚当上三队队长时，正是拉粪的时节，我就亲自套上一个车，和大家一起拉。那时拉粪，一般都起得很早，五六点钟就起来了。我多会起，大家就多会起；我多会上地，大家就多会上地；我干多长时间，大家就干多长时间。最后我发现：有些人趁天黑，只拉上半车粪，从粪场里出发，到地里转上个圈，不卸粪，又返回粪场，然后再调转车头返回地里。这样来回兜圈子，混趟数。为了有效地监督管理，我只好专门站在粪场子里看着，让社员把车都上得一样满，到地里卸粪也按照自己自留地的标准把粪都串好，散开。干其他的活也一样，我都带头干，按我的标准要求大家。这样干下去，我也特别劳累。那时候晚上还经常开会，我因为腰特别疼，椅子上坐不住，蹲在墙拐里就睡着了。
夏天扬场的时候，我把好几场麦子都堆在一起。等到哪天晚上预测有风的时候，我让所有的男劳力把被褥拿上，睡在场上。等着多会有风了，就起来扬场。我们队里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大队书记和公社书记的退休干部，他经常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好好参加生产劳动。到了扬场的晚上，我亲自登门去找他，他又说肚子疼。我于是说：“你肚子疼咧，你到场上去睡觉，你不要干活。今天晚上所有的男人都在场上，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那位老干部也就到场上去了。这样，大家干活的心也都齐了，效率大大提高。到了年底，粮食产量翻了三番，亩产接近600斤（原亩产只是180——200斤）。那一年，本队上交了三、四万斤公粮，一天的工分还能计算着投一块一至一块二，乡上的文书谢光耀只给我们批了七毛，说是留下些公共积累。就这样，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年，我就不再亲自干活了，社员们都找着问我要活干。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我又派了一个副队长领着人到嘉峪关搞副业。到了年底，粮食产量又翻了一番，亩产达到1100斤。
所以，那时的干部是真正发挥带头作用。不但生产队里干活如此，在生活里我也一样给大家做表率。1971年初，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兼南华公社党委书记×××，为了作男性结扎的表率，首先把自己结扎了；我也带头让自己的老婆子作了结扎手术，因此我只有三个儿女。当时有些村的领导就不带头，他们都生了五六个娃娃。
后来，我把队长让给了我的一个本家兄弟，我不再担任队长，在家务农。有趣的是金塔县搞社教运动，要从我们村社干部中抽调人手，当时义和大队的支部书记也叫陈学才，由于我们的名字一样，最后就只让他去了。最终，他被安排成国家正式干部，而我只能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吃。好在现在的社会好，我的儿子成了正式的教师，我的孙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飞行员，孙女也成了乡镇干部，我也领到了退职村干部补助，金额虽少，虽不足以养老，但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我也很满足。
